亲，现代的父亲之中的一个。我说他是许多现代的父亲中的一个，会不会使社会感到侮辱？哼，要知道，现代的父亲中许多人只是不象这个人那样公开说出一些无耻的话，因为他们受过比较良好的教育，比较文明，而其实他们的哲学几乎是和他一样的。就算我是悲观主义者，就算是这样吧。我们已经预先说好，你们会原谅我的。我们预先约好：你们可以不相信我，可以不相信我。我说我的话，你们不必相信。但是你们一定要让我说出我的话来，无论如何其中的某些话你们是不会忘记的。现在你们看这个老人，这位一家之主的孩子们：其中有一个正在被告席上面对着你们，关于他，要说的话还在后面。至于别的孩子，我只是顺便说两句。另两个孩子，年长的是那些现代青年中的一个，受过极好的教育，有着极聪明的头脑，但却对一切都没有信仰，否定和抹杀世间许许多多事物，正和他的父亲一样。我们大家都听过他的言论，他在我们的社会里受到友好的接待。他并不隐瞒自己的意见，甚至正相反，完全相反，正因为这样，才使我此刻有勇气多少坦率地谈一谈他的事情，自然不是把他作为个人，而只是把他当作卡拉马佐夫家庭中的一员来看。昨天有一个和本案极有关系的人，一个有病的白痴，在城郊自杀身死。他是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仆人，也许还是私生子。他姓斯麦尔佳科夫。他在预审的时候神经质地流着眼泪对我说，这个年轻的卡拉马佐夫，伊凡-费多罗维奇，那种精神上的放荡不羁如何使他感到害怕：‘据他看来，世上无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将来什么都不应加以禁止，——他尽教我这一套。’这白痴大概就是受了他所教的那种学说的熏染，以致完全发了疯，尽管不用说，他的羊癫疯和家里爆发的可怕的灾难也可能促成了他的精神失常。然而这个白痴曾说过一句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话，这样的话本该出于比他更聪明些的观察者之口，因此我才在这里提起它来。他对我说：‘如果儿子中间有谁性格上最象费多尔-巴夫洛维奇的话，那就是伊凡-费多罗维奇！’我对他的性格分析，就说到这里为止，再说下去就太不客气了。哎，我并不想再下进一步的结论，象乌鸦似的对一个年轻人的命运——地一味预报不祥。我们今天在这法庭上看到，真理的直接的力量还活在他的年轻的心里，家庭间的亲人手足之情还没有被他的无信仰和道德上的犬儒主义所淹没，——那些东西多半是遗传而来的，不见得是真正的思想斗争的结果。现在还有一个儿子，他还年轻，地虔信上帝，性格温顺，和他的哥哥的阴沉而有腐化作用的世界观相反。他在寻找道路，以便附和所谓‘人民的理想’，换言之也就是我们那些有思想的知识阶层的理论界人士用这个聪明的名词所称呼的一切。你们瞧，他投奔了修道院。他几乎当了修士。我觉得，他的心里似乎是无意识地，而且那样早期地表现出一种胆怯的绝望。我们可怜的社会里现在有许多人因为怕犬儒主义和它的腐化作用，把一切罪恶都错误地归咎于欧洲文明，于是就抱着这样的绝望心情，投到所谓‘家乡的土壤’上去，投到所谓家乡土地的慈母怀抱中去，象受了幻影惊吓的小孩一般，但求在衰弱的母亲的干瘪的胸前安安静静地睡一觉，甚至睡一辈子，只要能看不见那些吓唬他们的可怕的东西就好。就我来说，我希望这位善良而有才能的青年前途无限，希望他的年轻人的乐观和对于人民理想的渴慕，以后不要在精神上变为蒙昧的神秘主义，在政治上变为顽固的沙文主义，象事实上时常发生的那样。神秘主义和沙文主义这两种东西对于民族的流毒，也许比盲目抄袭和歪曲误解欧洲文明而迅速产生的腐化作用更加厉害，他的哥哥正是中了这种腐化的害。”——

注：①“在我死后，随它陆沉也罢。”法王路易十五的话——

说到沙文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时候，又传出了两三下掌声。伊波利特-基里洛维奇显然也说得忘了情，说的话几乎都与本案无关，而且还说得十分不着边际，但是这个痨病型的、愤激的人太想发表意见了，哪怕一生只有一次发表的机会也好。以后有人说，他这样分析伊凡-费多罗维奇的性格，甚至是出于一种不体面的动机，因为伊凡曾有一两次在辩论的时候当众给过他难堪，伊波利特-基里浴维奇记住了这个仇，现在想乘机报复，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下这样的结论。总而言之，这一切还只是一个引子，以后